1961年11月14日,張愛萍、劉傑、劉西堯起草了《關於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基本情況和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》。報告的抬頭這樣寫道：“聶副主席並報林、賀副主席、羅總長、軍委。”報告長達5000多字,內容非常詳實。他們最後提出：“由中央和國務院出面,統一協調各中央局、各部委、各省市和軍隊,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大協作,大會戰。”
報告同時送給了總書記鄧小平。”
鄧小平很快批閱了這個報告。他在眉頭上批示：“送主席、周、彭（彭真）閱。”
在這條批語下,細心的鄧小平又特意在括號裏,用小一些的字體寫道：“無時間,看前一頁半即可。”
這份絕密件1961年11月17日送到**案頭,一直存放到1962年12月17日。沒人知道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他看了多少遍,但從前一頁半上那鉛筆劃下的一道又一道紅色的、藍色的標記上,足以看出**對這件事情是多麼的關切和重視。
聶榮臻終於等到了**的指示,**說：國防尖端技術,不但不應該下馬,而且要抓緊進行。
這場關於尖端武器的‘上馬’‘下馬’之爭,至此畫上了句號。假若當時兩彈下馬,或放慢發展速度,零打碎敲,那麼,國家在克服了嚴重困難之後,接着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,全國亂成那樣,我國國防尖端技術要取得現在衆所周知的輝煌成果,是難以想象的。
52.突出政治,搞科研的時間得不到保證終於可以放手攻關了。但是,又一個問題出現了。
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的大辦公室內,鄧稼先、周光召等人正埋頭工作,突然,牆角的小喇叭吱吱啦啦響了,傳出一個嚴肅的聲音：“緊急通知！緊急通知！今天下午兩點,全體人員到一樓大廳參加政治學習,討論又紅又專問題。任何人不得請假……”
周光召煩躁地把手中的計算尺丟下,衆人都無奈地搖頭。這禮拜,已經學了三次了,大家感到政治學習安排太多,佔用了搞科研的時間。周光召說：“要求知識分子‘又紅又專’,可是,對於紅與專的關係,公說公有理,婆說婆有理,簡直糾纏不清。要想不犯錯誤,就得越‘紅’越好,爲了保證‘紅’,就得加強政治學習,照本宣科讀文件,念報紙。時間呢？白白流走了,哪有時間搞科研？”
鄧稼先指一指門外,噓一下,提醒道：“光召,當心點,讓人聽到,抓你的典型。”
周光召苦笑一下。衆人都不吭聲了,埋頭工作。
每次政治學習,像彭桓武、朱光亞這樣的院領導,也得參加,不去就是個問題。
在長城腳下爆轟試驗場忙碌的小分隊,也接到了回城參加政治學習的通知,這樣,實驗就得停下來,王淦昌、郭永懷等老科學家很不滿意,但又沒有辦法。
而在導彈研究院的小禮堂裏,常見的場面是,數百名科研人員集中在一起,聽院裏分管政工的領導宣讀《人民日報》社論,以及《光明日報》上關於紅與專的文章。錢學森、任新民、梁守盤等專家也得到場。因爲總是重複這樣的事情,很讓科技人員感到厭煩,嘴裏不敢說什麼,怕被抓辮子,但心裏是很反感的。
一天,在釣魚臺國賓館附近的馬路上,正在舉行歡迎外賓的儀式。一個外賓車隊緩緩駛過來,衆多的中小學生、市民,還有導彈研究院的數百名科技人員,舉着小紅旗,高喊：“歡迎歡迎！熱烈歡迎！……”
這其中就有任新民、梁守盤等科學家。
恰巧,聶榮臻的坐車路過此處,他一眼看見任新民、梁守盤、莊逢甘、梁思禮、孫家棟等熟悉的科學家身影,就對祕書周均倫說：“怎麼讓導彈研究院的專家參加這種活動？”
周均倫回答：“導彈研究院不是離釣魚臺近嗎？每逢迎送外賓,北京市有關部門就通知院裏派人蔘加。”
聶榮臻有些生氣了：“白白Lang費科學家的時間,胡鬧嘛！”
“政治任務,沒辦法,誰敢拒絕呀？”
聶榮臻想了想,說：“回去我給彭真同志打個電話。這種蠢事再也不能做了！”他的車子向前開走了。聶榮臻和彭真是晉察冀的老戰友,他們之間關係親密,有事經常互相關照。
當時擔任聶榮臻祕書的甘子玉說：“中央決定兩彈繼續攻關以後,不僅對兩彈研製,實際上對整個科研、教育、文化等部門,影響最大的,就是‘左’的思潮對知識分子的衝擊。核武器研究院、導彈研究院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,反映出來的問題帶有很大的普遍性。”
當時在導彈研究院工作的聶力,接受我們的採訪時,說道：“‘左’的思潮影響下,科研工作的客觀規律得不到尊重,政治衝擊業務更是司空見慣,搞科研的時間得不到保證,大部分時間被政治學習呀,各種政治活動呀,佔去了,大家很有意見。尤其是有些科研人員被批爲走‘白專道路’,這嚴重挫傷了大家的積極性,極大地影響着兩彈的研製進程。”
那段時間,聶榮臻心裏充滿了矛盾。
中央讓他主管科學工作五年多了,他對黨領導科學技術工作方面存在問題,和對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,有了不少切身感受。1959年,總參從導彈研究院抽調幾十名科技人員,派到西藏搞平叛,他對此很不滿。他認爲,他們的任務是搞科研,而不是訓練、打仗。1960年,導彈研究院按總政要求,把一兩千剛分來的大學生,弄到農村勞動鍛鍊。他爲此也很生氣,把總政主任肖華叫來說,勞動鍛鍊不是不可以,我贊成鍛鍊,但必須到工廠對口鍛鍊,通過鍛鍊,業務上必須有長進,讓這些大學生到農村鍛鍊,去種地,是Lang費！還有,科研工作連續性很強,一搞運動就把業務工作停下來,這種做法也得改。
他通過張勁夫和劉傑瞭解到,科學院、二機部也存在同樣的問題,政治學習佔用了大量時間,誰也不敢不去,動不動就給人扣上“白專道路”的大帽子,科研人員難以投入主要精力搞科研。
看來,不改變一下不行了。但是,用什麼方式、方法改變呢？
時隔不久,中央下發了一份《**中央關於農業工作的六十條意見》,簡稱“農業六十條”,糾左糾偏,在全國反響很好。這讓聶榮臻眼前一亮。他琢磨一下,把張勁夫叫來,提出：“我們科技戰線,能不能組織力量,也搞出一個東西來？”
對此深有同感的張勁夫說：“聶總,這要看您的決心了。”
聶榮臻說：“有了這個‘農業六十條’做樣本,我們也想法子搞出一個能推動科學工作發展的條例來。”
張勁夫說：“如果能搞出來,那真是太好了！”
不久,聶榮臻集中國防科委、科學院、國家科委的寫作班子,由他親自主持,制定了《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（草案）》,簡稱“科學工作十四條”,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。鄧小平稱之爲‘科學工作的憲法’。在自然科學界乃至整個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,一時廣爲傳誦,科學家們爲之心情舒暢,精神振奮。”
參與這項工作的聶榮臻祕書甘子玉說：“制定十四條時,聶榮臻耗費了大量心血。他的目的,就是想系統地、全面地排除當時影響科研工作的‘左’的一些做法,是他想對積鬱在心中數年的問題,尋求一個總的解決辦法。”
“科學工作十四條”的要點,一是知識分子政策,糾正****和學術批判中“左”的錯誤,鼓勵科技人員走又紅又專的道路,進一步闡明瞭“雙百”方針；二是整頓科技工作的規章制度,保證其正常秩序；三是改善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。其第一條就是,研究機構的根本任務是出成果,出人才,第四條是,要從實際出發,制定和檢查科學工作計劃；第五條是,科技人員要在工作中發揚敢想、敢說、敢幹,但又要與嚴肅性、嚴格性、嚴密性相結合的“三敢三嚴”精神；第六條是,保證科技人員每週有5天的時間搞科研工作；第十四條,科研單位要在黨委領導下,貫徹由科技專家負責的技術責任制,基層黨組織只起保證作用。
這在當時,其中很多的提法,是很大膽的。尤其是每週保證5天時間搞科研,更是過去連想都不敢想。